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们，都想追求一种自由自在、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但最终都必须直面人的死亡问题。
这里面，道家的庄子是杰出代表，他主要是用理论在精神上淡化死亡，甚至美化死亡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。当然，这绝不是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。
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了，那么“死亡”就会像一片永远也不会消散的乌云一样，时刻笼罩在人的心头。
在中国古代，有一大批勇敢的人站了出来，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解决这一人生大难题的重任，他们就是道士。
对于人的生命是否能够无限延续的问题，道士们有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。他们看到人们总是吃一些容易腐烂的果蔬、粱肉，然而人们还能够活到数十岁，甚至上百岁。
于是他们想：如果人们吃的是永不腐烂的金属物，那他们的寿命将会有多长呢？
回答是肯定的，只要人能够消化金属物，把金属物的永存属性吸收到人的肉体之中，那么人也就可以长生不死了。
但道士们也清楚地知道，金属物不可以像瓜果那样直接人口能食，于是就出现了炼丹，把某些金属物炼成可以食用的丹药，然后通过一段时期的服食，逐渐使这些金属物像雨露润物那样渗入人的肉体，于是便成了不死的神仙了。
道教出现于东汉末年，大批服食金丹的现象也就出现在紧随其后的魏晋时期。王弼、曹操、左思等一大批文人都曾服食过不同的金丹。这种服食金丹的风气一直延续了上千年。
有一个近似笑话的故事，足以说明古人服食金丹的风气之盛：后魏孝文帝时，诸王及贵大臣多服石药，皆称石发，乃有热者。非富贵者，亦云服石发热，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。
有一人于市门前卧，宛转称热，要人竞看，同伴怪之，报曰：“我石发。”同伴曰：“君何时服石，今得石发？”曰：“我昨市米，中有石，食之今发。”众人大笑。
丹药是用各种金属矿物炼制而成的，烧炼的过程又相当复杂，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。因此，金丹不是一般人所能服用得起的。
金丹有一定的毒性，服食后会浑身发热，严重的还会使全身溃烂，以至于丧失生命。正因为金丹是富贵人的奢侈品，所以有些人为了装出一副富贵相，连金丹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弄清楚，也要装作服食了金丹而浑身发起烧来。
唐宋时期，服食金丹的风气依然强劲如初。唐朝的几位皇帝，如太宗、宪宗等都是因服金丹而死的，服食金丹的还有高宗、武则天、玄宗、武宗等。服食金丹的文人学士就更多了，以反对佛教和服食金丹著称的韩愈就是因为服用金丹而去世的。
韩愈深知金丹有毒，这是他反对服丹的主要原因，但他又抵挡不住长生的诱惑，于是他就拿出文人的智慧，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据五代人陶穀《清异录》卷上记载，韩愈先用硫黄拌粥喂公鸡，不使交配，养千日而食，号之为“火灵库”。硫黄是炼丹的主要原料之一，直接服用恐中毒，于是就让鸡从中作一个缓解的中介作用，让鸡先吃硫黄，自己再吃鸡。大概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太好，韩愈干脆直接服食金丹，结果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李白、杜甫也都炼过金丹。白居易比较信佛，但他炼丹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李、杜：公好神仙，自制飞云履，焚香振足，如拨烟雾，冉冉升云。初来九江，居庐阜峰下，作草堂烧丹，今尚在。
关于飞云履的制作方法，五代人冯贽《云仙杂记》卷一有比较详细的记载：
“白乐天烧丹于庐山草堂，作飞云履，四面以素绡作云朵，染以四选香，振履则如烟雾。乐天着，示山中道友曰：‘吾足下生云，计不久上升朱府矣。’”
这些描写都很生动、很形象，它说明白居易爱神仙爱到了入迷的程度，焚香生烟，造成一种云雾缭绕的仙境气氛，诗人穿上飞云履，在这人造云雾中舞手振足，做冉冉飞天状，诗人当时一定是飘飘然有凌云之意。
《唐才子传》的作者辛文房是元代人，他说在元代时，尚能看到白居易烧丹用的茅房和丹灶，可见白居易烧丹不仅规模大，而且很有名，不然他的烧丹遗址是不会保存到元代的。
道教发明的其他长生办法还很多。比如饮菊花酒。菊花是一种耐寒植物，人们往往把人的中老年比作四季中的秋天和冬天，既然菊花能在寒霜中开放，那么就说明它有抗衰老的功能。因此就有一些道经说，某某人就是靠吃菊花而长生不死的。
陶渊明就特别喜欢菊花，经常采菊。现在的读书人不知道陶渊明采菊的目的是为了养生，就说陶采菊是因为他爱菊花的高洁。
松树也是一种耐寒长寿植物，所以道士就吃千年古松根部由松脂形成的块茎植物——茯苓，甚至吃松叶。
后来，道教又提倡内丹，所谓内丹，就是以身体为“炉鼎”，以体内的阴阳之气炼成“真丹”，以达到不死的目的。这种内丹修炼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气功。
道教的主观愿望是美好的，从理论上也多少找到了一点根据，但结果是一败涂地。道士们绞尽脑汁，想尽办法，但他们所铸造出来的“登天梯”的那一头总是够不着天堂边缘。
每当我想起道士，总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善于想象的、异常可爱的但又使人感到有点荒唐可笑的失败者。
他们在深山中为铸造天梯而忙碌了一生，到头来可能一无所有，因此他们的失败又显出几分凄凉和悲壮。
当然，道教的求仙养生活动并非完全没有意义，他们的养生理论中含有大量合理的因素，他们的炼丹活动开化学先河。道教为人类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。
